这种现实，美国的学生一般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我在大学教书时，一次在课堂上问“为什么外国学生一般反而比美国学生表现好些”，昏昏欲睡的学生们一下子惊醒，一张张脸变得愤怒起来，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有人竟敢说这种话，要求我提供证据。我无奈地笑笑，表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自己身边无处不在的证据，并拿出《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这才弹压得住场面。波士顿地区颇有些名气的Babson College的一位临时英语教授去年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题目为《我懒惰的美国学生》，哀叹一些美国学生无端浪费青春，并拿出刚从上海来的、英语还很吃力的中国学生勤奋用功的例子作为对照。结果整个校园炸了锅：校长、院长们发表声明，表示严重的异议，并坚称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优秀、非常勤奋努力，报纸上也刊登了学生的反击文章，甚至有学生说教授们才懒惰……
美国表面上看是个开放社会，但许多美国人早就养成了“老大”心态，听不得一点批评。我当学生时在耶鲁这样的精英环境还可以畅所欲言，但一出这个小圈子，讨论问题时对美国稍微有点批评，就可能激怒一些美国人。有几次我被以审讯的口气质问：“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
这还不仅仅是帝国心态所致。民主制度从来需要优良的公民品格作为支撑。如果这种品格被“老大”心态和富裕奢华所腐蚀，公民本身就会堕落。在美国，老百姓手里拿着选票，每两年就有政客来拜票，当然是好话一大堆。结果，你因为买了自己明明支付不起的房子而欠债不还，竟也成了别人的问题，没有人敢说你要自己负责。老百姓由此慢慢养成一种谁也说不得的脾气。
更糟糕的是，自由派教育家们在上世纪70年代发起了所谓“自尊运动”，把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当作教育的核心。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惜走入极端后，就发展到对孩子只能鼓励、不能批评的程度。甚至不及格的成绩都不应该存在。乃至自励派心理学家也批评这种运动实际上伤害了孩子：仅仅让孩子们感觉好会欺骗他们，关键应该让他们表现好，让他们真正地成功，那才能幸福。
举个极端的例子。不久前，新罕布什尔州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几个恶少希望尝一尝把活人的脑袋砸碎的快感，闯进一户家庭攻击素不相识的母女，女儿被砍成重伤后装死而拣了条命，母亲苦苦哀求后喉管被切断当场死亡。领头的那位凶手，在被宣判那天正好赶上他18岁生日。他西装革履地打扮好上了法庭，看到陪审员们入座后，转身问自己的律师：“陪审员们是否要先给我唱个‘祝你生日快乐’？”冷血杀手各国都有，没有必要大做文章。但这种智力正常的魔鬼对社会居然会有这种期待，怕是只有美国才有。事实上，这个孩子有许多前科。但美国社会极端地要保护孩子的“自尊”，乃至做了许多坏事、最后犯下如此惨无人道的罪行的孩子也觉得按规矩人家应该对他唱“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极端事例当然不能反映一个社会，但至少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孩子平时表现不好而不受责备，或者很少有压力，听到的总是鼓励，甚至觉得自己干得还很不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5岁孩子的国际测试，是每三年进行一次，美国孩子在本世纪次次落后。最糟糕的其实还不是成绩差。有一次测试，在测成绩的同时还调查了各国学生的自我评价。在发达国家中垫底的美国学生中，认为自己在世界领先的比例竟然最高！另外，2006年的测试分析还考虑了各国教育投资的因素。美国生均教育投资几乎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一倍。以数学而论，墨西哥学生每得1分需要的教育投入是40美元，美国学生得同样1分则需要四倍以上的投入。所以，我在大学教书时会在班上质问美国学生：“你们怎么会让那个十三岁还不会讲英文、现在仍然住在地下室等着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女孩在你们的高中拿第一？你们怎么对别人远远领先于自己的事实一无所知？”
在我看来，不少美国人颇像罗马帝国极盛末期被财富和权力腐化的公民，只图享受，不进行努力。少数精英充满危机感，也把孩子教育得十分优异。从比尔·盖茨到创建facebook的那些年轻人，就是明证。但是，这种超一流的精神如果被骄奢淫逸的草包们所淹没，国家的竞争力就会发生危机。眼下，美国社会对蔡美儿的这番歇斯底里，显示的会不会是一种昏睡中的觉醒呢？
